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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闲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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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复礼 以礼入法 ——读翟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2011-06-24 22:02:41|  分类: 社会万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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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评述《红楼梦》时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外国也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他们都旨在说明一本书不同的读者,用不同的眼光和想法去读,会读出不同的东西。翟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史的著作,但因为作者不同的写作方法,你会从中读出不同的东西,怎么讲?

作者在书本导论中说“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社会制度而创造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重要意义”;也正因为如此,瞿老将中国法律史自汉以来的变化发展,置于一个广瑈的社会背景之下,然后加以分析论证,并对法律史以往忽视的一些研究对象,如婚姻、家庭、宗教乃至巫术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功效都进行了考察;使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史学在梁启超新史观阐述后真正实现了重大突破。真正关心的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变化,而是蕴涵于条文变化之后的社会变化,传统的法律研究往往只注重于条文、形式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法的实效和功能的研究。 

总而言之,这是从社会学和历史学角度出发做的一次研究,它和传统法律史研究范式截然不同的,正因为如此,如果你是以社会学的眼光看此书,你会看到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演化,看到规范对人的作用,看到马凌诺夫斯基式“功能主义”和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从法学角度则看到中国法律从汉至清的变化,从历史角度则看出每个朝代的法律和人的关系。

这种写作方式是灵活而新颖的,它使这本书变得耐人寻味起来,社会变化反映出法律的变化,从社会角度出发,归纳于家族、婚姻、阶级不同的领域,摒弃传统的长铺直叙式的论述,它是中国古代社会和维系这个社会的法律之间的关系简单明了。

翟老写此书有两个目的,一是追溯法律的发展过程,并注意法律的变化;二是讨论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有无重大变化。对于第二点,翟老最后得出结论:自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完成后,中国法律无重大,本质上的变化,至少在家族和阶级方面如此。

家族和阶级是书中论述的重中之重,因为他们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中国古代法律的本质是儒家思想

在古代,法家和儒家有过激烈的争端,秦汉立法的精神是法家主导的,但是汉以后儒家成为正统的统治思想,其法律也被儒家思想笼罩住,强调差别对待,着重于贵贱、尊卑、长幼、亲属之异。荀子云:“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分异和和阶级中贵贱上下的分异构成儒家心目中的社会秩序。

作者第一章就论述了家族,因为它是整个社会的基石,马克思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说到:“氏族和宗族自身具有高度的团结性,并且发展成一种同政治上的统治权力对等的势力,基于血缘的联系破坏了国家的行政权威,社会成员所直接信赖的是氏族而非国家。”家长制主导下的家族,父祖是所有权力的集中拥有者,家中所有人都在他的权力之下,他拥有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等各种权力,而社会上也承认他的这种权力,法律上也对此有所倾斜,一般来说法律是一定程度上保护尊长的,承认尊长的优越地位,对冒犯尊长的行为有严格的律例,反过来的惩罚却是相当的轻。因此家族成员之间存在纠纷,发生侵犯,伤害等罪状是根据当事人在家族中的地位身份而裁决的,如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无心误杀父母也当凌迟,这种情况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去看是十分诧异的。这也说明了,古代法律是具有伸缩性的。

身份贵贱对立是封建社会关系所必须具备的基础,儒家关于君子小人的理论一直是社会的中心思想,习俗和法律也承认这种差别,并赋予士大夫法律、经济和政治上的各种特权。古人认为只有贵贱有别,下不凌上,才能维持所期望的社会秩序,伦常纲纪才能得以长远,因此不遗余力地图以教育、伦理、道德、风俗及社会制裁的力量维持它,并将这种差别加以法律化。

贵贱对立的差别是无处不在的,不仅在生活方式上,更在婚姻、丧葬、祭祀等方面有着细微的区分,而每一细微的部分无不是经过缜密的考虑与有系统的设计的,这些琐细的规定不仅规定于礼书中,且编入法典中,通过礼与法来严格执行这些规定,人们只能在小范围内活动,有违反这一礼法的将面临严峻的惩罚,这种惩罚不仅来自世俗上的唾弃更有法律上的制裁,例如在婚姻上:如果士族不自爱不自重,于庶族通婚,则必为士族所不齿,为清议所不容,不但婚配本人,其家属全体亦将丧失其固有的声誉与地位,甚至排斥于士族之外。

阶级中,良贱之对立最为严重,如果说士庶之分中庶族在法律上并没有完全丧失人格的话,那么良贱之分则很明显在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上都是不平等的,而且社会上对良贱的歧视尤为严重,书中说“一沾贱籍,便丧失独立人格,遭受非人的待遇,他的配偶将与之同命,他的子孙也将世世代代承袭他的身份。”

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儒教与道教》中说到,“儒家中没有来世说,救世说,没有对超世的命运和超验的价值的追求,还缺少自然法,思想和形式的法律逻辑。它维护的是传统。”古代社会其实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有无法律并不是两者的区别,他们的区别是在维持社会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的性质。孔子强调克己复礼,在古代中国,礼是维持社会差异的工具,礼的作用在于借其不同以显示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分别,但是礼并不是一个将要达到的目的,礼不是指泛泛而谈的礼仪,它的指向不是慈或善,而是一种规矩,一种达到上下有别的手段,譬如说君臣有别是礼,为丈夫守寡也是礼,良贱不能通婚也是礼。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说:“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史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利,在先到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种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儒家重教化,重传统,而礼是从教化中慢慢养成的,并演变成约定俗成的传统。

汉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因此法律也淋漓尽致地被儒家的伦理思想支配着,断讼也以礼为依据,儒家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只要家族和阶级的观念没甚变化,那么建立在儒家伦常纲纪上的法律自然也变化不大,发过来说,法律也在维护着体现其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的家族主义和阶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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